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，找一个好工作，回报他们

高考后，杨媛在家闲了不到一周，就去离家不远的一家餐馆打工，做服务员。

母亲胡群芳让她跟朋友出去“好好耍一下”，她却说“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出去”。

她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，打完这份暑假工，可以挣下将近半年的大学学费。而这笔钱对于这个还欠着债的农村家庭来说，并不是无关轻重的数目。

3年前，杨家的几间砖瓦房因为修公路而拆迁。在当地的统一规划下，他们盖起了两层小楼房。但为此，家里欠了亲戚朋友10多万元。

从2000年开始，父亲杨富强就去离家2000多公里远的拉萨打工。他是一个水电工，在建筑工地上埋电线，有时还会在冻土中挖下水管道。这个身高1.7米的农民工，体重还不到100斤，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。

杨媛房间里的书桌上还堆着复习资料，只是添了她的遗像。

如果一年的活儿顺利，杨富强可以挣4万元，再加上租出去的3亩地能收回4000多元的水稻钱。这笔钱要养活全家5口人，以及一点点地还债，补家里的“大窟窿”。

杨媛还有一个弟弟，没考上高中，读了一年的职高，就放弃念书了。去年，这个还不到19岁的男孩也跟着父亲，去西藏打工。

弟弟至今还没回家奔姐姐的丧，因为除了父亲赶回家那张机票，家里已经匀不出钱再给他买一张。

一直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宽裕的农村家庭里，杨媛的生活半径很小。她从没有离开过四川省，唯一一次离开崇州，还是2008年的时候，她和弟弟一起到成都华阳的表哥家里做客。

杨媛在表哥刚买不久的110平方米三居室里呆了两天，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，也没有真正看到大城市的模样。她只是感受了一下城市的高楼生活，以及在表哥下班后，和他拉了几句家常。

就在几年前，这个表哥只是杨媛远在重庆山区的穷亲戚。他们一家有3个男孩，住的是破旧的砖瓦房，父亲是瓦工，母亲还要给别人做保姆，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。

杨富强记得，“早些年，他们家条件还不如我们家”。不过，这3个80后的山区农村男孩，有两人考上了大学，老大还读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。他工作后没多久，就在成都市郊买了第一套房子。

有时，杨富强会跟女儿杨媛说：“这几个表哥就是你们的榜样。”

杨媛不多说话，乖巧地回答：“爸爸，我晓得了。”

2009年，杨媛考上崇州市最好的高中——崇庆中学。但是去年高考，她的分数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。

父母眼中一直都很懂事的杨媛，闹了几天情绪，“不开腔，不说话”，不爱搭理人。杨富强回忆说：“她很少会在我们面前闹脾气的。”

杨媛决定复读一年。她曾经说过：“我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。”坐客车都会晕车的她，却一直想“考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上大学”。

这个开朗爱笑的女孩，经常在跟朋友说起父母打工养活自己如何辛苦时，直掉眼泪。这让朋友们“无所适从”。她曾向最好的朋友吐露：“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，找一个好工作，回报他们。”

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，已经无路可退了

杨媛和大多复读班同学一样，都觉得“复读生和应届生不同，明年几乎没有机会，因为没有青春再来一年，已经无路可退了”。

去年，班上50多个同学参加完高考，有十几个人选择复读一年。在崇庆中学往届的复读生中，还有人考上清华大学。

这一年，杨媛更加努力，改掉了“静不下心来学习”的坏习惯，还会克制自己爱哼歌的“毛病”。在她的课桌旁边，放着一个边缘破损的白色整理箱，箱子里堆满书本和试卷。她的教科书，大多书角翻卷起来，纸张揉得像是一碰就会破掉。

有时，同桌李慧蓉看到，杨媛在看书时会走神，对着窗户发呆。对此她解释说：“我想的事情太多了。”

杨媛有个习惯，每次考完后，会在成绩表上做一组计算题。高考前的“二诊”，她考了457分。她在成绩表上各科分数的旁边，给语文加上“1分”，数学加上“17分”，英语加上“17分”……这样，她的总分就可以达到“520分”。她还算了一下，“520-457=63”。在竖等式的旁边，她写下一行字：“相信自己，脚踏实地。”

她几乎没有清晰地跟人描绘过，到底要上哪所学校，读什么专业，将来从事何种职业。但是，她对同学说，“一定要考上‘二本’，还要冲‘一本’。”

她跟父母说过，“三本”学校太贵，所以不想读。去年高三，她还想过考军校，因为费用全免。她参加了体检，填了政治审查表，但最终分数不够，没考上。

一旦考试分数要和钱挂上钩，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，就会显露出她的脆弱。

在李慧蓉的记忆中，杨媛在复读时情绪最沮丧的一次，是因为今年1月的“一诊”成绩不理想。在这次考试中，她的成绩排名比以往下滑了20多位。按照学校规定，这个分数不在“费用全免”的档次，要交1300多元的“辅导费”。

这可能是杨媛在复读一年中遇到的最大挫折。这个平日里爱笑的女生“哭得很伤心”，不止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过难受。

在杨媛的父母看来，女儿是爱跟他们说心里话的。但其实，杨媛在离开这个世界时，还是带走了一些她不愿意告诉父母的小秘密。

说起女儿的复读，胡群芳一直以为，“学费不花钱”。杨媛从没向她提起过辅导费的事。她找几个要好的同学借了钱，一直到高考结束，才还完这1300多元。

那段时间，杨媛总说自己“身体壮”，嚷着要减肥，晚上不去食堂吃饭。复读班的同学大多每周花销120元左右，家里给杨媛80元，但是她“最多只花50块”。

另一个秘密则是她这一年的关键词——分数。杨媛每次向母亲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时，都会略微“修饰”一下。在胡群芳的印象中，女儿跟她说三次诊断考试的分数分别是“510、490、500”。但是，从她的成绩单来看，这是她给自己“加分”后才可能达到的分数。

她背回家的那个灰色书包，至今还放在她的床上。书包的最里层，几本复习资料中间，夹着几张叠成豆腐块儿状的考试成绩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