演技是怎么炼成的

灯光从张一山的头顶洒下，在他的脸上制造出了丰富的明暗层次，他个子不高，精瘦，脸上拥有过多的棱角和起伏，看起来够不上通常意义的帅气，但天然适合出演复杂的角色。

「我确实是觉得自己的形象各方面，不符合现在这个市场的小鲜肉、偶像、明星这个状态」。张一山坦言，他经历了一段尴尬的时期，拍完《家有儿女》，他从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渐渐长成公众视野里「长残」了的男演员。转型总是童星面对的最大困难。他不适合、也不喜欢走偶像路线，在看似沉寂的那些年里，他拍了不少军旅题材的作品，但都反响平平。

他在《家有儿女》中的搭档杨紫对此深有共鸣，在当时的剧组，他们从宋丹丹、高亚麟等演员那里学到了关于表演的第一课，「说人话，就是自然，放松……要别做作，别演」。也是在那里，他们建立了对表演的喜爱和自信，张一山说，他只会因为淘气、走神被批评，关于表演，收到的从来都是鼓励，「哎呀，好，真好，你就应该这么样演。」戏中他和杨紫的角色总是互相看不惯，两人都愿意自己想台词，变着法子挤兑对方，在一种乐趣中进入自发的创作状态。

但是那之后，他们迟迟没有迎来新的代表作。在接受《人物》采访时，说起因外貌带来的事业压力，杨紫变得激动起来，「我们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因为我长得也不是最好看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接不到戏，接不到戏的原因是你不够好看、你人气不够、你没有话题度。他们是不看你演技的！不用演技！你只要长得好看，你有话题度，就OK了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很困扰……你想去遇一个好的机会很难。」

直到今年，杨紫遇到了《欢乐颂》，张一山则遇到了《余罪》。他所饰演的主角是一个「反英雄」人物，与传统英雄形象相去甚远，面临抉择时会像普通人一样焦虑、惊惧、怯懦，却又不得不完成非凡的举动。

出发去深圳拍《余罪》之前，张一山专门去傅子恩家里和他聊剧本。傅子恩记得他聊起来刹不住车，一边说，一边手舞足蹈地演上了，傅子恩去上厕所，张一山就跟到厕所门外跟他讲，「就感觉他很迫切地就想去塑造这个角色」。

拍《余罪》的时候，张一山向经纪人张山提出要求，要把剧本印刷成单页的，背面空出来。张山照做了，后来才发现，「他就在前一页看剧本，在后面写，后来我发现他写的比剧本还多，在某场戏啊、某个地方啊，备注一些什么，他觉得这个有几种可能。」

在我之前做了很多笔记和功课的前提之下，我每天晚上最少要两个小时，我自己才能踏实地放心明天去干活，要不然，我不踏实，就是明天出工的时候，总觉得，哎呀，受不了。」张一山认为这些功课必不可少。他的同班同学、在《余罪》中饰演「牲口」的葛铮发现，每天拍完戏之后，张一山会把当天每一场戏的情绪记录下来，因为拍戏是跳着拍的，这个景拍完拍那个景，「人一般都不会记着当时演的状态是什么样，但是他把本子一翻，看一眼那天演这场戏的状态，然后我去怎么连接这个戏的状态。这个时候在画面上呈现的，你的状态就不会断。」

生活化的表演风格从《家有儿女》延续至今，张一山有拉片(编者注：一格一格看电影，反复解读)的习惯，但却很少借鉴某一部电影、某一个演员的表演方式，「我会借鉴纯天然的东西。」

从非常小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和大人玩，喜欢跟在20多岁的堂哥、堂姐后头，听他们说话。现在长大了，他喜欢跟父母辈的人待在一起，常参加父亲和朋友的饭局。饭桌上一个穿着西服，戴着金丝眼镜和名表的叔叔，30年前就是个街头的混小子，「这种反差特别大。但其实只有这样的人物，在艺术作品里面才是特有意思的」。

他佩服这些人，「这都是人生经历……（对）演员来讲，经历是特别重要的。那现在我经历不了那些东西，那我不如就听听人家说那些东西。